盾博dbg发现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秉持对内重商主义，对外高调宣扬 “美国优先” 政策，安联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安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郑重发出警告：特朗普的治国理政方针或许会走向预期的反面。

在角逐白宫宝座的进程中，特朗普在政治层面得益于美国国内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的状况，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

倘若任由这一趋势持续恶化，那么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以及导致美国整体经济表现与全球其他国家出现差异的因素，必然会进一步强化。这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引发经济、金融以及社会领域的崩溃。反之，若能以有序且连贯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产生深远影响。

近些年来，美国在经济和就业增长方面一直维持着令人称羡的态势。然而，这种所谓的 “经济例外论”，却并未获得美国选民的广泛认可与赞誉。民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仅仅惠及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群体，而弱势群体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几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感觉自己被整个社会所忽视。

这种认知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家庭对于民主党管理经济能力的总体信心，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民众对经济发展所抱有的积极情绪形成了鲜明反差。由此催生的 “K 型” 经济形态，也意味着这位即将再度入主白宫的总统，将接手低收入家庭面临的重大脆弱性问题。(注：“K 型” 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 “分化”，即部分群体或行业持续蓬勃发展，而另一部分则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

疫情期间，美国家庭积累的储蓄逐渐消耗殆尽，与此同时，债务水平上升，信用卡透支现象增多，这些因素进一步放大了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不安全感。而要克服这种不安全感，当下需要时间，并且依赖于工资的增长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一旦情况恶化，这种脆弱性不仅会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甚至可能危及消费，要知道，消费可是美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驱动力。目前，美国正处于释放生产率、提升增长潜力的绝佳时机。

鉴于美国在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这种分化现象并非仅局限于美国国内。正如高盛近期所指出的，自 2019 年第四季度(即疫情爆发前夕)起，欧元区名义 GDP 的增长幅度仅为美国的 39%，英国的这一比例更是低至 10%。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大幅上调美国 2025 年的增长预测，将其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至 2.7%，与此同时，却下调了欧洲的增长预期。

美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同样在金融市场上有所体现，这可能会给那些增长、投资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由于美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之市场对债务和赤字问题愈发敏感，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扬。随着其他国家与美国在资金市场展开竞争，这使得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随之上升。在那些存在结构性脆弱问题以及面临周期性不利因素的国家，这种负面溢出效应尤为显著。

英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美国同类债券，并且达到了更高的绝对水平，其货币也出现了大幅贬值。由此引发的滞胀预期，让本就艰难的经济前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英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尽管欧元区所受影响不像英国那般显著，但同样也遭受了类似的负面溢出效应。

如同美国国内的情形，这种外部差异的不断扩大，可能会使特朗普新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这就如同在一个状况不断恶化的社区里，很难有房子能够置身事外。

世界其他地区与美国的差距越大，美元的价值就越高。考虑到欧洲等地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情况并不会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增长较慢的国家向美国靠拢的方向调整。相反，这极有可能给美国自身带来危机。依据阿波罗(Apollo)的托尔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提供的数据，标普 500 指数成份股公司有 41% 的收入来自海外。鉴于这种情况对美国竞争力的潜在影响，也加大了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

尽管美国国内经济的分化助力特朗普再次登上总统之位，但他如今面临的任务是对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调整，以降低美国经济福祉所面临的风险。从税收政策的制定到关税措施的实施，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在未来几周乃至数月内宣布一系列政策时，都应当将这一点铭记于心。否则，他那些看似前景光明的计划，就极有可能偏离预定轨道，无法顺利推进。